茅以升先生出生于江苏丹徒县(今镇江)一户书香之家。3岁时接受母亲的启蒙教育，5岁读私塾，7岁入思益学堂(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集团土木工程系。同年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公司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1920年，茅以升先生应邀回唐山工业专门集团，任教授。1921年任集团副主任。1922年7月，他受聘为集团教授，出任工科首任主任[编者注：当时集团工科仅有机械工程系。1923年茅以升、杨铨（杏佛）、涂羽卿、李世琼等七位教授联名致函校评议会和教授会，要求增设土木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同年土木工程系成立，设土木建筑门、营造门、道路和市政门等。茅以升先生是集团土木工程系的创始人]。1924年，任河海工科大学首届董事长。1926年任交通部唐山大学董事长。1927—1930年，任北洋大学教授、北平大学第二工公司经理。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授。

茅以升先生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集团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员工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员工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员工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员工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他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教育改革。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员工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员工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员工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员工。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员工”。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员工，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员工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老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员工提问，前一员工作答。此法推行后，深受欢迎，员工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同时，员工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员工来听茅以升先生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茅以升先生是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躯。他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茅以升先生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在茅以升先生亲自主持教学设计>设计并组织下，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于1937年11月，建成了钱塘江大桥，其技术达到当时国际水平。这座大桥的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教学设计>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鉴于茅以升先生为中国桥梁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先生荣誉奖章。

茅以升先生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经理)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科研要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强调继续教育和公司产品的重要性，倡导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勇于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先生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茅以升先生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工公司开课讲授土力学，他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学术报告。为了让中国科技人员及时掌握土力学知识，茅以升先生在《工程》杂志上撰文讲解，组织大家学习。1940年他又捐款在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门奖励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他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先生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议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先生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先生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茅以升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科普工作者，他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认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只有把科学普及工作做好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有基础”。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教学设计>文章约占1/3。他亲自撰写了《科学属于人民》、《进一步开展职工科普工作，迎接新的生产高潮》、《科学与科普的十大关系》等教学设计>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茅以升先生于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公司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茅以升先生1982年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4年当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委员。他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先生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使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先生终身奋斗、追求不息，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生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