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译员蔡孝颙的抗战故事”是蔡孝顒学长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写的回忆录。现转载于此，让我们土木晚生了解这段历史，学习中央大学土木系1943年初响应政府征调参入远征军担任盟军译员的43位学长们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担当与献身精神。

原创 蔡孝颙 盟军译员研究室

译员蔡孝颙的抗战故事

——参加滇西反击日軍戦役的经历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蔡孝颙

1 战役终结的史实

    中國远征軍与驻印軍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之际，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国东南沿海遭到全境封锁，日本侵略军进而入侵东南亚各国。侵入缅甸后，又彻底切断了当时我国赖以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继续驱军北上，侵入我国云南省直至怒江，侵占了怒江以西的滇西地区，部分日军还渡过了怒江。经我军奋战阻击，全歼渡江之敌。此后，凭怒江天险与日军隔江对峙。

太平洋战争促使中、美、英结成同盟联合抗击日本。1942年中国战区成立，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中将史迪威任参谋长，同时兼任中、缅、印战区司令。中国政府组成了远征军，于3月份开赴缅甸与英军协同反击日军。但因英军的协同配合不力而战败。一支退入国内，直到怒江，凭江拒敌。另一支在缅境分几路退至印度兰姆伽（Ramgarh），改称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1943年10月我驻印军和英印军对缅北日军发起反攻。1944年5月我远征军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对占领滇西的日军发起了反攻。

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1945年1月28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我国云南省靠缅甸边境的畹町镇，为庆祝消灭侵占滇缅日军，打通从海外向我国大后方输送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即滇缅公路，举行了会师典礼。这幅照片就是这次盛大典礼和庆祝中印公路（包括滇缅公路）全线通车场景的真实记录。

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畹町胜利会师及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照片登载在享誉全球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1945年6月号刊“史迪威公路—去往中国的陆上通道”（Stilwell Road—Land Route to China）一文中。时至今日，这幅照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资料。该杂志还载有其他有关建造滇缅公路的报道，随文还附有丰富的照片资料，如“缅甸公路，去中国的后门”（Burma Road，Back Door to China）等。滇缅公路起自缅甸仰光，至畹町进入我国云南，直通昆明。中印公路是起自印度阿萨姆邦邻靠缅甸的利多，进入缅境至孟拱与滇缅公路相接的支线，又称史迪威公路。

照片正中背影头戴瓜皮形小舌帽（深绿色毛线制军便帽）的是我。我是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正脸对着我，头戴盆式舌帽（土黄色布制军便帽）的是美军兽医上尉凯恩（Herald D. Cain）。我俩都是配合我远征军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美国联络组的成员。

最初见到这幅照片，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天津南开大学何自强的寓所。何当年是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师部美军联络组译员，反攻龙陵期间，他曾陪同该组组长几次到我所在的八十七师师部美军联络组，因此相识。何向我出示他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期间，闲逛旧书店买下的几本载有报道滇缅公路的旧刊物，即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我在翻看浏览中，发现这幅照片，不由自主地喊出：“这就是我啊！这是Herald D. Cain!”而后，何把载有这幅照片的文章和另两篇与滇缅公路有关报道的复印件寄给我。可惜当年的复印质量不精，图文都不很清晰。

前几年我与研究滇缅公路和滇缅战役的学者戈叔亚先生建立了联系。戈先生通过他的广泛联系获得了此照的真身，去年特别翻印了赠给我，在此谨向戈先生致谢。

 在此谨向戈先生致谢！

（北京图书馆等在京的藏书单位都未藏有该刊载有相关报道的几期）。

利多公路是起自印度阿萨姆邦邻靠缅甸的利多进入缅境至孟拱与滇缅公路相接的支线，又称史迪威公路。  

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

从印度利多到昆明 1736公里。

墓穴是史迪威公路上的里程碑。

这条生命线是用生命作代价的。

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和克钦人都倒在了这条道路上。他们永远安息在利多和昆明的军人墓地中；他们永远安息在缅甸暗淡的丛林公路边，以及战火硝烟烧焦的滇西群山边。

编者：来自戈叔亚的《史迪威公路记》  

2 充任译员

政府征调译员

    三国结盟协同作战，语言沟通需要翻译人员。由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在社会公开招募。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晤，商讨联合对日进行反攻的计划。三国结盟协同作战，语言沟通需要翻译人员。这时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开始向社会公开招募。为反攻而需要大量译员，远非招募所能满足。1944年2月，政府又决定由军事委员会征调大后方各大学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充任译员。

征调规定：任译员代替服兵役，发给毕业证书，服务期满两年，予以遣散，换取正式毕业证书，任三级译员待遇同上尉级（无军衔）。若逃避征调，就开除学籍。若逃逸，就实施通缉。

我是在1940年从天津去重庆中央大学就读的，征调时正是四年级应届毕业生，属征调对象。这一代人都经历过九一八、一·二八和七七事变，亲眼看着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步步侵略我国。而且，在校生中很大比例是从被敌占的家乡去大后方就读的，对日本侵略者深怀仇恨，又多年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有报效国家之心。以我所就读系的同班同学为例，除一名女生和一名患肺病的男生外，全部毫不迟疑地应征。

正式任命为译员

重庆各校的应征生，先是分散在各校内，由本校教师教授英语。为便于训练和管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特成立译员训练班，董显光担任主任。于3月份把各校生集中到中央训练团，借该团现成的设施和官员实行部队式生活管理。英语训练由美方派来的中校军官多瑞（Doran）和上尉哈立森（Harrison）担任。

训练期间，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还有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商震等都曾经来团讲过话。商震讲到当译员是反击日本侵略的需要，是爱国的行动。还讲到每一个译员都是一名代表国家的大使，这些话对我们确实有教育意义。不知道是不是中央训练团的惯例，蒋介石也曾经在晨间列队集合时，检阅过我们的列队。

4月15日结束训练。颁发了三级译员的任命书。至于何人派去何地、何单位并没有全公布。只知道两位美国军官挑选了一部分人由美方分配，余下的由中方自行分配。

译员的分配

任命为译员几天之后，一批人按指令自重庆分乘两架飞机到昆明的Y-Force，中文简称为美军总部。我是其中的一员。这批人共103人，其中98人分配在美方与我方远征军相配合的各个单位，另外的几人分配去印度或缅甸。在桂林还有美方的Z-Force，在印度的是X-Force。

由中方分配的译员去了我远征军的部队、战地服务团、航空委员会、交通部以至中美合作所等多个部门。分配到远征军所属部队和战地服务团的多在云南省境内。前者随部队参与滇西战役。战地服务团是设置在昆明、楚雄、云南驿、保山等地为过往的译员以及美方人员提供食宿服务的单位。

经过相当时日之后，又抽调一些中方分配的译员交由美方分配。这或许是由于美方仍感译员不足的原因。在外事局公开招募的译员中还有一些从香港及海外归来的同胞。

总之，在滇西、缅、印反击日本侵略战争中，通过征调来的译员占很大比例。以上自身经历以外的情况都是任职以后，经过长时期逐渐的间接了解到的。

3 投入滇西反攻战役—渡江以前

任译员的第一站— 工兵训练中心

到达昆明，被接到译员的宿地，安置下行囊，许多人立即外出上街游览。片刻，一位美国军官到来，把还留在宿室里的译员集合起来，我是其中之一。他领着大家每人领了一套咔叽布军服和一双皮靴（都是英制的，不同于美军官兵的穿着），之后就分乘几辆敞篷吉普车离开昆明。大家并不知去往何地。到楚雄暂停，在战地服务团承办的餐厅用餐后继续上路。傍晚时分，到达下关，进入几顶帐篷之间的空场停下。随后，一位美国工兵少校（自报家门姓弗兰克）对大家讲话。说明此处是工兵训练中心，任务是教我方工兵使用美方提供的橡皮筏。这里没有炊事烹调。大家都食成品军餐（ration）,分C、K两型。C型是两罐罐头：一罐饼干，一罐相当于我国所谓的杂烩菜（stew）。K型是一扁长方纸盒，内置压缩饼干和一块巧克力。这里就是我任译员的第一站。

次日，就开始在洱海之滨，一批接一批地教我方士兵使用橡皮筏，我为美方工兵中尉克利斯托弗（Christoffer）担任翻译。

几天后，几位美国军官和一些译员（我在内）一同去功果桥，指导我军在那里的澜沧江实地演习使用橡皮筏渡江。一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工兵上尉维拉里（Villari）对译员们说，明晨就要去怒江前线，由于多方面的困难，只带部分译员前去，余下的人回下关，我是回下关的一个。

回到下关，美方和译员合在一起也不过几个人。一天，约是5月初，一名美方人员告我把行囊留下，随吉普车去另一单位，行囊等日后通知时取回。从此告别了我任译员的第一站。日后才知道，这第一站是投身滇西战役的开始，是为反攻入侵滇西之敌做准备。

与87师结缘—驻由旺街

结束工兵训练中心任务后，大约5月中旬，被派送西去，过保山到离怒江不远的由旺街。驻在此地的是八十七师师部美军联络组。八十七师隶属于第十一集团军的七十一军。从此我就与在滇西作战的战斗部队八十七师结缘，投入到了反攻侵占滇西之敌的战役，特别是经历了龙陵战役的全过程。

到组时，已经有一位在这个组时间不短的译员王冠华，组长是步兵上尉傅大章（T.V.Foo，华裔），有医官、兽医官和士官共约10多人。由我方师部副官处派来由一个班长带领的士兵为美方官兵烹调膳食，我被指派为兽医上尉凯恩和受他指挥的一名中士担任翻译。

兽医凯恩和受他指挥的中士，基本工作一方面是与师里负责骡马运输的上尉连长联络，检查骡马状况，包括饲养、疗伤和钉掌，等等，或亲自或指导。一次查出一匹患炭疽病的马匹，告诫我方上尉连长务必迅即予以处死掩埋，以防蔓延。另一方面是去邻近的镇县集市购买骡马和驮具，为联络组建起一支有十多匹骡马的运输队，要求师部副官处派来几名士兵任马夫。

在由旺，译员与美方人员同住在一李姓大宅院里，同样的膳食。师部派来的士兵另宿，膳食不同。在李姓大宅院内有一道隔墙隔开，宅主家住后院，联络组住前院。前院有两层楼的正房和侧房。美军官兵住楼上，译员住侧房和下层。我儿时生活在当年全国第二大都市天津的租界地，在边远省份的小镇见到这般讲究的宅院建筑，委实超乎想象。

当时的由旺非常小，只有几家很小的店，有一家供应很有限的小饭馆。由师部副官处派来的炊事兵却有办法买到联络组善食所需要的菜蔬。为每天购买的菜蔬品种和价格作翻译成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

离由旺和留驻施甸镇

大约5月底6月初的一个清晨，我们离开由旺向南行进，全部物资由骡马驮负，联络组的一部吉普车随行。到施甸镇休息时，组长说是要去姚官渡江，同时宣布一名美军上士、我和一个炊事兵暂时留在施甸，留下吉普车和一台手摇发电的收发报机，等候命令行事。

离由旺之前，来了一位炮兵中校奥斯汀（Austin）任联络组组长，给译员发了一些美制配备，包含军服、军毯、森林吊床、手电筒等，另外还发了每人一支国产步枪。离开此地以后的行动，才体会到在此地的一切活动和变化都是在为配合八十七师渡江作战做准备。

我们架起两顶帐篷。上士宿在一顶帐篷里，另一顶供作炊事用，炊事兵宿在其中。我把森林吊床捆系在两棵树上露宿。森林吊床上有四缘大大外伸的不透水的顶盖，四周是蚊帐，在一侧有横竖两个方向的拉链。由于要频繁地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很是不便，后来我索性以地为床，把吊床置在地面上，沿四周挖沟排雨水。宿留地几乎每天都有居民来围观，上士每天用吉普车发电收发电报。与谁联系，联系的内容他都不对我讲，我整天没事做，蜷在“吊”床里看杂志，偶尔也去镇上进食。

当时的施甸是不小的一个镇，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去姚官输送的物资、运送物资的骡马和向导都是经过美军上士和我与地方行政部门联络由地方提供的。镇上有店铺饭馆，我曾几度光顾一家饭馆，是专门针对这家的“破酥包子”而去的。外皮的面粉是用油揉和的，蒸熟后并不是平滑状，而是蓬松状，想来是由此而得“破酥”之美名，豆沙做馅，但已去掉豆之外皮，相当于江浙一带（我祖籍江苏）所称之“洗沙”。迄今61年，我视之为一绝，经常对人讲：我一生吃过的最好的包子不是江苏的扬州包，更不是天津的“狗不理”，而是云南一名叫施甸的小镇的“破酥包子”（另外，又常对人讲我吃过的最好的月饼不是当今北京市流行的千饼一致的粤式月饼，而是昆明的月饼）。

当时留在施甸的三人宿在镇外靠近镇边，有一小小的土地爷塑像龛的空地，两顶帐篷、一部吉普车和一个我的置于地面而卧的森林吊床。美军上士的帐篷内除收发报机外还储有食品，他饭后常把铁皮空罐头随手丢弃在地上。宿地几乎每天有镇民出于好奇而来围观，以孩童为多，且不离去，意在捡拾铁皮空罐。那个美军上士有时傲然、轻蔑、恶意地以引孩童们争抢空罐取乐，又有时恐吓驱散围观的孩童。当今年及七旬的原居镇民中或许有人是当年围观的孩童之一而对景况有所记忆。

送物资去姚官渡口

留在施甸几天之后，联络组的中士布雷修斯（Braz-ius）突然到来，说联络组要我伴他去向施甸当局请求征集几匹骡马和一些物资，并派一名向导领我们一同把物资送往姚官渡口。

此行，特别是到达怒江峡谷从谷顶到谷底的一段，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为艰苦的行程。

我脚上穿的是最初刚到昆明时领到的那双英制皮靴，底和帮都是硬邦邦的。所走的大多是坡麓上的小径，脚下是久经马帮踏出的坑坑洼洼的石面，大半天过后脚已磨出泡。一路很少见到人家，日落时分见到一户人家，向导认定不能错过，必须在这户人家借宿。户主把中士和我引到堆放禾秸的阁楼上。满以为可以在秸堆上痛痛快快睡上一夜解解乏，不曾想跳蚤之多得不停地拍打，以致彻底没能入睡。不过，也有可喜之事，就是向户主讨到一双草鞋。次晨，弃洋就土，穿着草鞋上路。次日的行程，向导却多次停顿下来寻思前进的方向和路径。原来，由施甸至姚官，向导只是几年前往返过一次，路径印象已经淡漠了，因此行进缓慢。直到满天星斗夜色深沉时分，走到一处没有树丛的空旷高地，向导停了下来左顾右盼，不知该向哪里走。无奈只好继续前进。幸运的是，没多大工夫竟然走到山巅的边沿，再往前就是下坡，向对面望去，隐约看出也是同样高的山巅，当中却是空洞的。向下望去偶见像是手电筒的闪光，还隐约地听到人声。顿时大悟大喜，知道已经到达河谷的侧边，急忙下坡走去。谁知，我的一只草鞋已经半边有了裂口，这时鞋带戛然断开，草鞋脱落。更想不到的是那坡面，竟然像是遍布荆棘一般，想象得出是这两天大队人马踏烂坡面泥土之后，再经过火热的太阳暴晒而形成的。我光着一只脚，另一只穿着经不起刺戳的草鞋，黑夜中不可能像平日一样地直立行走。万般无奈，蹲下手脚并用，探寻容得下手脚掌的方寸，极其缓慢艰难地向下移动。到坡底江边时，天已鱼白破晓。

到达江边时，联络组和我方部队正在渡江，跨江固定着一根绳索，人畜在橡皮筏上牵拉绳索把筏移到对岸。当时联络组长中校奥斯汀等已在对岸，奥斯汀在拍摄渡江情况。他曾把拍得的照片分赠给组里的人（我存有的一套在“文革”中被家人销毁了）。我们把送去的物资交给还在等待过江的组员，完成了此项任务。我从他们之中索取了一双适足的美制皮鞋，立即踏上回程。

过江回归联络组

回到施甸，布雷修斯中士也留下。不几天之后，约6月中下旬，要我们撤离施甸回归联络组。我们不是从联络组渡江的地点乘橡皮筏渡江，而是从正面的惠通桥上过江。那时节，正面之敌仍然盘踞俯瞰控制惠通桥的松山主峰据点。但已经被从左右侧翼渡江的我军迂回到其后，断了其获得增援之路，成为被我方围困的孤点。据在桥头的我方人员说，困守之敌为减少兵员伤亡和弹药消耗只抗击我方主力的进攻。我方零散人员或偶尔个别单车在桥上通过，守敌并不射击。过桥之前，我们曾用望远镜观看顶峰，并未见到敌兵，却见到壕沟里，有两三个身穿白色朝鲜族服装的妇女，依靠着沟壁，像是在晒太阳。毫无疑问，是被日军强虏去的随军军妓，即慰安妇。还了解到过桥后，车辆要向北行驶，盘桓于群峰中的公路，经相当长的路程，才能到达主峰背后。而步行可以经过与主峰邻靠的山峰之间的垭口，是达主峰背后的捷径。时已接近黄昏，经商定，上士携带那名炊事兵，驾吉普车过桥循公路驶去，而布雷修斯和我步行过桥。过桥后在敌人据点下的半山坡，以森林吊床过夜。就在这半山坡上又遭遇了一生一次的奇特经历。密密麻麻的蚊虫铺天盖地飞舞，嗡嗡之声呼啸不断，任凭怎么轰扑拍打都逃不脱被叮咬，急急忙忙系好森林吊床藏身其中，这一夜才算平安无事。次晨，前往垭口回归联络组。

4 投入龙陵战役

驻松山背后  

师部联络组原是从靠近松山正面的由旺南下至姚官在左翼渡江的。我们到达的师部联络组渡江后的驻地，却在离正面的松山背后不远的地方，可以想见，渡江之后即向北折返，与在右翼渡江的我军衔接，对松山的敌人主阵地构成合围之势。驻地靠近去龙陵的公路，在公路的左侧。所有的居民都不住在村落内。

此处是联络组最旺盛的时期。军官兵种最多，含炮兵、步兵、工兵、通讯、军医、兽医，而且步兵军官约有10人。士官也较在由旺时增多，也约10人。同时又是膳食最差的时期，几乎每餐都是摊面饼（pancake）浇黑莓汁。黑莓汁只不过是折来的野生黑莓（blackberry）加水煮出来的汤汁。喝的是没有糖和奶的苦咖啡。偶尔能从所住人家买到粗壮的竹笋，用水煮过作为辅食的菜肴，如同四川话的“打牙祭”。这是因为当时还不能正常地获得补给。此地，常有同属七十一军各部队的美方联络组的人员到来，包括军部美方联络组上校组长和他的译员曾某，八十八师师部联络组上校组长和他的译员何自强（前文已提及），战炮营营部美中尉联络官和他的译员徐永强（天津大学退休教授，现居北京）等。这一情况反映，当时七十一军各部正在攻打龙陵之敌的防御体系最外围的各据点。

遭日机扫射

驻松山背后期间，一方面我军仍在攻击已被围困的松山主峰之敌，同时，两翼渡江包抄到松山敌后的我军处于刚刚渡江立足未稳，时而有日军飞机飞临驻地一带的上空盘旋。可以想见是企图骚扰打击围困松山主峰的我军，以缓解对松山的压力。一次，日机不同于先前在高空盘旋，而是低空盘旋。大家见状，三三两两分头离开住舍，分散到户外躲避敌机可能的袭击。上述的曾某、徐和我一同跑出，曾某发现坡上有一个不大的凹地，就把上身藏在其中，臀部露于穴外，徐和我躺倚在邻近的坡上。敌机在我们的上方缩小盘旋范围，几圈之后突然急速下冲，向我们扫射掠过。子弹擦徐和我的身侧扫地而过，弹击地面，泥土溅起，我俩侥幸没被射中，但曾某却被子弹击中的石块迸出的尖削石碴嵌进臀部皮肤，曾某自己把石碴拔了出来。

击毙松山逃敌

进入7月份，松山主峰之敌仍在被我围困之中。我方已开始偶有运送物资的卡车在惠通桥上过江，行驶到松山背后去往输送的目的地。我某后勤部队针对这一情况，在公路上设点检查登记，地点靠近联络组在松山背后的驻地。一天，联络组奉命派一名中尉和我每天去检查点，配合我方在该点工作的一名上尉和一名士兵过问美方的车辆。几天过后，由于并没有美方的车辆通过，美方的中尉就不再去，只我一个人前去。一天，突然有一个放羊的老人跑进驻军的帐篷里来，气喘吁吁地指着对面岗坡说：“那里有日本兵，有日本兵！有枪！”上尉问明只有一个日本兵之后立即提起冲锋枪，那名士兵也提着步枪下了公路，顺着田埂向老人所指的方向登上岗坡。岗坡布满灌木丛，上尉钻入灌木丛消失了身影。转眼的工夫，上尉从灌木丛走出，到我和老人身前时说：“打死了！打死了！还有一个女的也死了！”他冲锋枪挂在肩上，手里却握着一把手枪，回到帐篷里接着说，见到日本兵时，女的已经死了，日本兵受伤还没有死去，举枪要射他，被他抢先把日本兵打死。缴来的手枪是一把左轮手枪。那女的无疑是慰安妇。之所以在那样的地方出现孤身的日本兵，是因为被围困在松山主峰之敌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突围已不可能，又得不到增援和补给接济，无可奈何地趁黑夜三三两两从据点逃出，企图逃往龙陵外围据点，怕被发现，白天只好匿藏蛰伏。由于有这种情况发生，当时驻留在靠近松山主峰地点的美联络组夜间派人值班警戒防范。没多久我也被召从检查点撤出，回到师部美联络组。

下259团从马上摔落

一天，二五九团团部译员吴某打电话给师部美联络组，请派人去修理发生故障的唯一一部手摇发电收发报机。联络组派我随同通讯少尉沃瑞克（Warrack）前往。当时的二五九团是八十七师攻打龙陵的主力团，是最靠近龙陵城区的团，离联络组驻地较远。我俩是骑马沿公路前去的。刚刚转过一个急弯，突然见到几个我军士兵，用手在推路面滚动的卡车轮胎。见我俩突然出现，有一个兵一愣神，失手没能控制住顺下坡路面滚动的轮胎，轮胎对着我的坐骑急冲而来，马受惊，立刻掉转头来奔躲。结果马失前蹄，骑在马背上的我被摔落在地。幸好一来马是刚起步奔跑，速度还不很快；二来我是顺势落下臀部着地，并没伤筋断骨。因疼痛坐地缓了一阵，过后又继续乘它前去团部。据士兵说，轮胎是从攻占的日军的仓储里缴获来的，受长官命令要他们运回到后面的师部，这表明我军攻打敌人龙陵防御体系即外围的据点较为顺利。

5  收复龙陵

到前方司令部

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于6月份渡江。日本侵略军企图长久占领我国滇西国土而构筑的三大主要据点之一的松山主峰据点，已被我军从两翼渡江包抄到背后将其围困。我军渡江之后不久又将另一主要据点平戛围困，很快将龙陵的外缘据点逐一攻克，直逼龙陵，迫敌退守城区。此时，腾冲、芒市和象滚塘之敌三路增援，强力反扑。七十一军主力被由腾冲增援的敌人截成两半，损失惨重。八十七师有被敌歼灭危险，不得不从城区向后撤退。龙陵城区首攻失败。

至7月中旬，腾冲之敌也被我军围困。我军进攻龙陵城区的兵力由10000人增至30000人，从东、南、北三面围攻。西侧支撑龙陵的芒市之敌派出15000人的兵力增援，向在南天门截断龙芒段公路以及张金山、双坡的我军猛攻，我军损失惨重。把守南天门的一个营，全营官兵以身殉国。龙陵守敌趁获大量增援之势，疯狂反攻，重新夺回已被我方攻克的据点。我军二次进攻又告失败。

直至9月中旬，松山、腾冲被我军收复，从而，我军两翼才能汇集于龙陵城区，再次发动对龙陵城区的进攻。

约在此时，美联络组派上尉傅和我同去前方司令部。司令部所在只不过是几顶帐篷而已。地点在龙陵城区西南公路左侧两座山峰之间的狭窄谷沟里。自帐篷向外观望，丘坡就在面前。不难想见此处何等隐蔽。驻此期间傅和我与师首长们共食。由于傅和我独处，对我谈了他的私事：他曾与一白人女子恋爱，只因为是黄皮肤的华裔遭遇对方父母的反对，而没能成婚。无怪乎傅对译员们少有傲慢轻蔑的表现。

259团伤亡殆尽

二五九团一直是八十七师进攻龙陵的先头主力，团长姓聂，曾听到过师长们称道他和该团作战骁勇。二五九团在对龙陵城区的两次进攻中伤亡重大。一天，从师长帐篷传出师长的吼声，听得出是在与聂团长通话中发出的：“你的人呢？人都哪儿去了？”回答的声音也不小：“都打光了，哪里还有人啊！”显然是聂团长报告二五九团已经无力再坚持正在进行的战斗，而请求增援。表明二五九团自投入战役至此已伤亡殆尽。对话以师长同意迅即给予增援结束。尔后，经师长向军长报告，三六一师被调归七十一军，投入进攻城区的战斗，整军获得兵力补充。

軍长督战夺取制高点

就在前方司令部，一天，师长突然来到傅和我住的帐篷，说：“一块儿去前边看看！”身后是他的侍卫。傅和我立即跟着他走去。走过一段路，师长踏上路左侧一座高岗。岗坡较陡盘旋而上，侍卫随他身后。就在此刻，想不到傅竟然问我：“我们上不上去？”这是到联络组以来，从来不曾有过的美国军官问译员怎么办。在我的意念中和师长一致行动，也就是跟着上去是理所当然的。要不要跟着上去本该是由他决定的。我回答说；“这得听你的啊！”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就抬脚向上走去，我紧随他之后向上走去。看来他先是因为听到枪声，不知前面是啥情况而有点害怕。

上到岗顶进入有顶部覆盖的掩体。掩体里有一位长官正手持望远镜观看对面。身后有几位中方官兵，还有一位美军上校和一位译员。片刻长官回过身来，师长立刻喊了声“军长”。军长嗯了一声说：“来啦！”这会儿我才知道是军长陈明仁在督战夺取对面的制高点，美军上校是军部美联络组组长。傅迎着上校打了招呼。看来师长是应军长的召唤前来的。

掩体对面耸立的是比掩体所在的山岗还高的敌人重要的制高点，相隔并不算远，肉眼可以看到我军士兵俯身爬上坡去的身影。也见到接近制高点顶点时，据点内敌人火力齐发，我方士兵溃逃，真个是“兵败如山倒”的情景。在这之前，已经几番先由我方炮火轰击之后，才由士兵向上仰攻，而都在就要到达制高点之前，遭敌射击而溃退。又一次进攻的失败，使陈军长严峻地对军部联络组译员说：“告诉上校请派飞机来轰炸扫射。”在等候飞机到来之前，军长对身后的一位侍从官说：“叫他们找老兵，组织敢死队，等飞机来扫射就往上冲，冲上去的发‘大头’（即银元），跑回来的就地枪毙。”不长时间的沉寂之后，一架B-29双身轰炸机飞来。在敌占制高点上方盘旋几圈之后，就随着盘旋投掷炸弹。柱柱烟雾和泥土从敌阵地喷出。炸弹投尽之后飞去。接着两架P-51野马型战斗机飞来，在上方绕几圈之后下降，低空回旋向敌阵地扫射，我方组成的敢死队就在飞机扫射压制守敌的同时开始向上进攻。老兵毕竟有战斗经验，寻坡面上的弹坑逐个向上方靠近，身后还有跟进的士兵，等一接近顶点时突发冲锋，一举把据守顶点之敌消灭。陈明仁军长在没有看到敌人反击，确定已经夺占了这一制高点之后，向身后的侍从官吩咐了一声“叫他们赶紧修好工事”，并招呼美军上校表示称赞和感谢，含笑而去。我们也随后返回前方司令部。

来助战的飞机就是人们熟知的“飞虎队”的战机。

这一制高点是邻靠龙陵城区的敌方据点，被我方攻占，为进攻龙陵城区拔除一大障碍。

去龙陵城区遭敌机枪扫射

10月28日清晨，师长快步来到傅和我面前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鬼子撤啦！我们进去啦！走！去看看！”要我们随他和参谋长，还有几个侍卫共十多人去龙陵城区。师长领头下了公路右侧，向一座小丘走去，大家跟随他登上丘顶。师长持望远镜向前方左左右右地来回转着观望，因为目标过于明显，而被前方还没有撤尽的敌人发现。刹那间突然嗖、嗖、嗖的一梭子机关枪子弹从正前方扫射过来，擦头顶飞去，大家立刻卧倒，从丘顶翻滚而下，到山丘背后隐蔽起来。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明白发生的事情，还兀自一人站立在丘顶上，听到大家喊“快下来！快下来！”之后，才仿效大家的动作也翻滚下到山丘背后。  

进入龙陵城区

在小山丘背后躲了一会儿，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师长领头，大家继续沿着公路向龙陵城区行进。一路既没有遇到我方官兵，也没有再遭到袭击。不多时就到达龙陵城区，龙陵并没有城墙，进入城区也没有见到任何敌、我军人和居民，房舍大多已经坍圮，俨然一座死城。但见到石砌的街道边沿，挨着街面有敌人构筑的地下掩体的射击孔。我走进一个地下掩体观看，整体是砌石构筑。据说是靠火焰喷射器向射击孔内喷进火舌，守敌难以藏身持续死守，才弃城趁夜间向背后的芒市撤逃的。无怪乎我军官兵中传说：“要不是火焰喷射器，就拿不下龙陵来。”日后，师部一位会些日语的参谋曾说过，缴获的日军的日记里有对遭到火焰喷射的惨况和心态崩溃的记述。

我们在城区里没有遭到任何侵扰地顺利穿过。八十八师师部联络组的兽医上尉巴克姆（Buckham）却在进入城区时，遭到还没有来得及逃窜的伏敌狙击而身亡。据与他同行的译员何自强告我，他和巴克姆一道在进城区前，巴对他说由他先进去看看情况，让何等他的呼唤再进去。何因此而幸免于难。

穿过龙陵城区重上公路，向敌往芒市的逃窜的方向继续前行。途中见到几具敌尸，也见到我军士兵在扒敌尸的呢军大衣、皮靴等，或搜寻物品据为己有，我曾向他们要到日军士兵普遍随身携带的护身符和千人针。千人针是士兵出征前，女人手持布条和针线站立在街头，请过往行人在布条上扎留一个线疙瘩，随身携带，以为可得到神灵保佑。有一个士兵盯着手里拿着的一只电木制的圆形扁盒出神，显得不知为何物。我瞥见，知道是剃须刀。他收下我给他的一点钱就把东西给我了。细看盒里的字迹，是瑞典制造。无疑是日军在侵略过程中掠夺的。现今已成为我参与龙陵战役唯一还留存着的实物纪念品（护身符和千人针已在“文革”中被家人销毁）。正当士兵们从敌尸搜罗物件时，排长和连长到来，“不往前追光顾着捞洋落儿（意为发洋财）我毙了你！”一声怒吼吓得士兵们拔腿就向前方跑去。我们继续向前走到要进入芒市平坝的垭口处就向回转了。

经过近半年的与敌惨烈战斗，被敌侵占两年多的龙陵收复了。只龙陵一役我军伤亡失踪的官兵多达约37000人，毙敌也高达14000人，足见战斗的惨烈。

6 滇西战役获全胜

进驻芒市

芒市、遮放和畹町都是群山环绕的平坝。敌人失去龙陵之后基本上无险可守。我军继攻克龙陵之后乘胜攻打芒市，推进较为顺利，于11月20日收复芒市。八十七师师部进驻芒市的弄转村，占住村内民舍。美联络组是在村外由村民砍竹建篷而居。一篷有壁供炊事用膳使用，另一供宿的篷无四壁。到此，联络组官员发生不小变化。组长奥斯汀中校、傅上尉、工兵上尉都已离去。军医由本森（Benson）少校接替高登（Gordon）少校，通讯由沃尔福德（Walford）准尉替换沃瑞克少尉，士官也有几人离去。八十八师师部美联络组组长上校希基（Hiekey）调来任组长。他到来后就要我专任他的译员，并且以将报请外事局为我提级相诱。由于先前已经从八十八师联络组译员得知他性格怪僻，气势凌人，待人不善，我借口长期以来专门为兽医上尉凯恩担任翻译，不熟悉以外方面的英语而婉辞，只偶尔应他的召唤为他临时担任翻译。

軍民共庆收复芒市

收复芒市不久，就在芒市机场，宽阔平坦的混凝土场地上，举行军民共同庆祝收复芒市的胜利大会。七十一军军长和所辖各师师长、特种兵营长，连同各自的美方联络组组长和一些军官、译员、当地的傣族土司都到场参加。场地上长长地摆放着一列桌椅，是军方官员们和土司的坐席。陈明仁军长讲话，谈了战斗的激烈，胜利得来不易，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感谢美方的援助，等等。土司也讲话对战斗部队为本族人民赶走日本侵略军表示感谢。随后傣族男青年跳起象脚鼓舞，女青年也随着鼓声翩翩起舞。最后特别安排了士兵演示火焰喷射器喷射火舌。与会的傣族人民由于赶走了欺压他们的日本侵略军群情欢快。

师长约见土司

师部进驻芒市没多久，师长和副师长约美联络组组长希基带着我去与土司会面，地点是在一座有金碧辉煌佛塔的寺庙，土司只随带几名侍从而来。会见中只备有茶水。师长首先谈话，大意是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代价，才赶走日军，收复失地，为当地百姓造福。驻军于芒市期间将保护百姓不受侵犯，又称道芒市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请地方为驻军筹集粮秣，给驻军以支援。彭副师长还夸赞傣族姑娘美丽，引用了“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着着实实的难住了我这个英语译员，只把它译成“傣族姑娘美丽”而已。土司不多讲话，只面带笑容，频频地颔首表示同意和承诺。会见时间不长就告结束。

进驻遮放、畹町

12月1日收复遮放，师部与美联络组也相随进驻遮放。驻遮放期间与师部几乎没有什么联络，联络组的成员天天无事可做。

转年，即1945年1月20日收复畹町。联络组随即前移进驻畹町，住在靠近中缅边界的公路右侧一座小土丘上的砖房里。砖房像是经过炮火，壁垣破损，门窗已失。我和兽医上尉凯恩曾经一同沿公路走到边界河—畹町河，河宽约只有10米，跨河有一座小木桥，我俩走过小桥进入缅境继续走了一段路之后就返回住地。到此，被日军侵占的滇西国土全部收复，自海外向大后方输送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即滇缅公路全线打通，恢复运输功能，反攻滇西的战役结束。为这一战役我远征军第二十和第十一两个集团军共投入兵力16万余人，伤亡失踪官兵约7万人，若计入在印缅境内的伤亡，总计当不下10万人。为打通这一通道，我方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为庆祝滇缅公路全线胜利恢复通车，1945年1月28日，在畹町举行了在抗日战争中以及在抗击法西斯的二战中，在中、美、英同盟军协同作战的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庆祝典礼。典礼上拍下的照片成为有历史意义的见证。由于举行庆典的地点恰在联络组驻地的附近，我和兽医上尉凯恩有幸参加了典礼并被摄入见证历史的照片，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7 休整和调黔

回师芒市

在畹町短暂驻留，八十七师就回师芒市，仍驻弄转村，在此休整，联络组随同回驻弄转村。全师为庆祝滇西战役的胜利，曾经在村里举行庆祝会。还搭台演戏，由二五九团副团长演唱京剧《斩经堂》，联络组被邀观看京剧演出。这也难为了我，不知道怎样用英语解说凯恩向我提出的一个个关于京剧的问题，这是联络组的美国人第一次见到京剧。

战役结束了，师在休整，与联络组之间没有多少联络事宜。联络组的人们整天看书刊，玩扑克消遣度日，我独自时常去师部参谋处和年岁较轻的参谋们聊天，或一同去最近的傣家去看傣族生活风俗，利用这样的机会，用当时的注音方法使用的符号标注学习傣语，在与几位参谋的交往中结识了土司的弟弟。他送了我一具简易的葫芦笙，还教我学会了一首傣歌。元宵节的夜晚他领我去了据说是芒市最大的村寨，已记不清叫“勐”什么了。当夜在这个村寨见到的场景，直到如今仍怀念不忘，记忆犹新。傣族人民过元宵节可比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汉族人要欢乐得多。地面上烧着一堆篝火，点燃匣子里装着的可燃物质，一只形状像菌盖的“孔明灯”便冉冉升空。在场的群众欢叫起来，接着就是男女老少环绕着篝火使足了劲地手舞足蹈。站在一旁的我被深深地感染着、享受着，第一次亲眼见到真正的“尽情欢乐”，也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真正意义的舞蹈，而不是从电影里见到的舞厅里的成双成对的跳舞。还油然感到这欢乐的人群是在向外界宣告，人间原本只有欢乐而没有苦难和忧愁。直到夜深，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葫芦苼已在“文革”中被家人销毁，但那首傣歌却伴随我的生命而在，至今我仍然能唱。

离芒市，调贵州

就在我军反攻滇缅的同时，日本侵略军侵入了我国的广西并继续北上侵入贵州，至1945年年初，已深入占领独山，逼近贵州省会贵阳，极大地威胁着整个大后方。政府决定急调在云南休整的远征军入贵州，增强兵力，抗阻猛进的日军。八十七师在被调之列。3月份到贵州省麻江县待命，师部美联络组也随同离开芒市前往麻江。

联络组的骡马不是用卡车运转而是自行转移，由兽医上尉凯恩负责此事，我被指定随凯恩行动。一向照管骡马的中士菲利普（Philip）带一名任马夫的中方士兵，循民间通常的路径行进。凯恩则驾吉普车沿公路行进。每天当晚会合。凯恩让我交替着一天随他乘车，一天随马队。在乘车过下关的那天，瞥见与公路相交的下关街头人群聚集，下车去看热闹，才得知每年此时都在巅峰积雪的点苍山脚下集会，各族同胞从四面八方汇聚来此出售土特产品。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藏族同胞。他们是经过滇省与川、藏相邻靠的德钦远道而来的，他们出售的多是麝香、兽皮、羚羊角、藏红花等。近些年才知道，这大概就是现今所称的大理三月街。随马队经过一些县镇到昆明，从昆明去贵州麻江是乘车。从此，就离开了为反击侵占我滇西国土、打通滇缅公路而转战近一年之久的云南省。

8 结语

关于美方的协作和援助

配合我远征军滇西战役的美方是被我们称作美军总部的Y-Force，司令部设在昆明，结合当时我军的状况和需要，建立他的下属各单位，对我远征军各兵种进行训练，提供新式武器，供应种种军用装备和物资，医治伤病员，提供战役进行中唯一的运输工具—骡马的饲养技术，进行或指导器械设备的维修。战斗中申请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派机给予空中火力支持，等等。为实施种种援助，在不同的地点设立了步兵、工兵等训练中心，在昆明、保山和两者间的楚雄和云南驿等地设轻重物资储备转运站。在保山境内，临近怒江的几个地区设立野战医院，等等。

为与我远征军所辖各部队密切联系，紧密配合，迅速帮助解决困难，并行地设立美方联络组。联络组有一位组长，由官阶最高的军官担任，据我方部队单位的兵种类别、级次的高低、所处作战或非作战的阶段变化而更变组长的官阶和组内军兵种的构成和数量。同时配备若干名士官，大多是上士和中士，绝少下士和士兵。就我方在滇西作战的部队来说，步兵团级、特种兵营级和以上的种级都配合设置联络组。一般情况是联络组了解我方的需要，然后向上级联络组报告申请给予援助。我方变动驻地，联络组也随同变动与我方驻同一地点。总体上说，双方的联络并不频繁，而非战斗时，联络更加稀少。

发起反攻侵占滇西之敌，首先就要渡过汹涌湍急的怒江。强渡怒江是经过美方教练过的工兵，使用美方供应的橡皮筏渡过的。进攻守敌冲锋陷阵使用了美方供给的冲锋枪、枪榴弹，火箭筒等新式武器。攻击敌占制高点的防御工事，大多先经过火炮轰击以至美第十四航空队派机轰炸并扫射守敌，掩护我军士兵仰攻取得战果的。凭地面以上的坚固掩体坚守的龙陵之敌，最终因无法抗御我军使用美方提供的火焰喷射器而最终弃守逃窜。从战役的准备阶段开始直到战役结束，中、美双方的配合协作是良好的、有效的。美方对我方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在提高增强我军的战斗力、攻击力方面，给与了迅速及时的援助，对取得滇西反攻战役的胜利，完全收复滇西失地，使被切断的我国赖以从国外输入抗日所需物资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与我远征军配合的美方官员，虽不亲自参加具体战斗，但也遭受到人员伤亡，付出了牺牲。

关于译员

美军总部Y-Force下属在云南省境内的单位都配备译员，如前文已述，由我方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供给。译员来自于公开招募和1944年春征调大后方各大学当年应届毕业生。公开招募的译员中有从香港等地归来的侨胞青年。译员分一、二、三级，薪水待遇自下而上分别同于上尉、少校、中校，并不授予同级军衔。绝大部分都是三级译员，被分配到美军总部以后，完全听从美方具体分配和调遣。分配到配合我方战斗部队的美联络组的译员与美方人员同居一处，但多分室而宿，同样的膳食，但多不在一起进餐。美方随联络组驻地变动，有后勤人员到来，为美方人员带来薪饷、物资、信件等，离去就带走外投的信件。同时，也曾为在该联络组的译员带来外事局发给的薪金和信件，带走外投的信件。不过在全部服役期间，只收到过几次薪金和极少收到在其他地方美方译员的来信。至于与自己的亲属，几乎完全断了联系。

译员和美方人员一样，并不参加战斗。但全战役所有得自美方的援助，都必定经过译员沟通的过程。所以译员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战争中必然存在的艰辛困苦和危险。译员以战斗人员所不能取代的特殊方式，对战役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为此做出了奉献，是功不可没的。有的译员还因功而受到外事局的嘉奖。我的同系同学洪光煃（现居加拿大）随工兵中心派去前方的小组，协同我右翼部队在猛来渡口抢渡怒江，一夜之间渡过了一个团的兵力。由于参加这一战斗行动而获得外事局局长何浩若署名的嘉奖令。美方人员则被美方授予奖章。

联络组美方军官都具有大学或以上学历，一般有较高的素质涵养。至于士官们，一般都学历低，素质修养也较低。军官与士官在言谈、举止、态度等方面大相径庭，对待译员，军官除个别者外大多给予尊重，以礼相待，而士官较多的表现傲慢粗鲁。美军重视官阶等级，下级对上级都以官衔称呼，译员不具有官衔，美方军官或以先生(Mr）相称或直称姓氏。而士官大多直呼姓氏，不时地还会轻蔑地只以手势召唤。译员们在与美方人员接触中大都能够不卑不亢地维护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和国家的尊严。我在施甸期间，美方只有一名上士，上无军官。因此，他以为对我可以颐指气使。一次因为他对炊事兵不满，认为我袒护炊事兵，就发起怒来，竟拔出手枪对着我喊“我杀了你！”我立刻回应说：“你有枪，我没枪，别忘了你现在是在中国！看看（转身指向四周围观的当地居民），都是我们中国人！”相对凝视了片刻，他收起手枪，缩进了自己的帐篷。

大约在任译员半年后，忽然收到外事局发给的领章。有军衔的军官的领章，左右两侧是相同的，表示军衔官阶。发给译员的领章两侧则是不同的，只右侧表示官阶，而左侧改为表示英语翻译官（Interpreting Officer）的缩写I.O。推测之所以发给这样的领章，或许是由于有为数不少的译员向外事局报告得不到美方人员的尊重，以至于受到欺辱。想借此向美方人员表示译员是具有上尉级的“官阶”，而采取的措施。我收到之后，立即就佩戴起来，自然引起了联络组内美方人员的注意，纷纷询问领章的含意，我一一予以解释，以表官的身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不再佩戴了。正是这副领章，成了“文革”期间来向我进行外调询问的重点问题之一，并要求我在提供的材料中画出式样。原因在于“文革”划定“反革命”的六条标准中的一条是，在国民党军队连长及以上的军官就是反革命分子，而连长的官阶就是上尉。

译员分散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美方单位，情况不尽相同。这里记述的只是配合在滇西作战的远征军所属部队的美方联络组中译员的一般情况。

后记

当年风华正茂，弃读从戎，奔赴边陲，抗击敌寇，报效国家。现如今满头银发，年入耄耋退休家居。60年岁月流逝，回忆往事，无奈记忆力已极度衰退。煞费心力，苦苦追思，大多已印象模糊。唯亲历的事件是确凿的。涉及本人以外的记述多是亲见、亲闻。不过，毕竟时隔60年之久，难免有不实之处，希知真实情况者指正，至于具体日期和战役的全面情况的记述，是参鉴史料纳入的。

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电视里接连播放有关滇缅战役的节目，看后使我追忆起上文没有记述的又一件事：

大约是1945年2月，当时八十七师师部美军联络组驻在芒市的弄转村村外。一天，上校组长把美国军官召集过去，好长时间之后他们才走出来，像这样的事在联络组先前几乎从来不曾有过。中尉李（Lee）是经常和我玩扑克牌游戏的，见到他回来，我不经意地问一声：“干什么，这么长时间？”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带着怒气还带着脏话说：“他妈的，不让说共产党，共产党关我个屁事！”作为译员我不便继续追问他详情。我当时只感觉到奇怪，怎么忽然间会在美国人中间谈起共产党来？从最近观看的电视节目里了解到，史迪威因为要装备八路军而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撤换，由魏德迈替代。在联络组出现的那件事或许就是魏德迈任职以后在美军系统里布置的。

渡江以后无处购买商品，包括香烟在内，而美军按时有后勤人员将所需的种种生活物资送来，甚至还有牙医、牧师巡逻到各处为美方人员服务。我在校时偶尔随同学吸烟，初任译员驻由旺镇时也偶尔购土制卷烟吸食。我为之担任翻译的美上尉兽医并不吸烟，但渡江之后他却领取两条香烟来赠我。我以已经戒掉了为由而谢绝了。因为自幼所受教育和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明“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之理，尽管对方是善意的，我也不愿接受。

作者简介：蔡孝颙，中央大学土木系1944届员工，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9年10月病故。